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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古昔人君将举大事，则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、庶人、卜筮”，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古代君主在处理重大事务时，既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，也常常会向朝臣、普通百姓，甚至卜筮师等寻求意见。金国的皇帝同样在某些决策中无法单凭自己独立判断时，也会向官员们征求意见，经过多方讨论，最终才作出决定。

这一方式，实际上是皇帝通过“垂询”的方式来收集与交聘事务相关的资料与建议，再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。天辅二年（1118），金国皇帝与马政派遣使者，商讨联合攻打辽国的计划。在经过几天的商议后，完颜阿骨打与粘罕（完颜宗翰）、阿忽、兀室（完颜希尹）等高层大臣达成共识，决定派遣使者与北宋建立正式的交聘关系。经过多方讨论，金国最终决定开展与宋朝的交聘活动。

到了大定十年（1170），西夏国主李仁孝向金世宗上表请求，将西夏分割成两部分，其中一部分交给大臣任得敬。这一提案让金世宗产生了疑虑，决定咨询朝廷大臣。根据《金史·西夏传》记载，金世宗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宰相与群臣商讨。大多数官员认为这个问题无需过多干预，西夏既然作出决定，金国应当尊重。而当时尚书令李石也支持这一观点，认为“此事系西夏的内部问题，不应过度干涉”。然而，纥石烈良弼与金世宗的看法则有所不同，他们认为西夏王仁孝可能是被权臣任得敬所逼，决定干预此事。他们认为，如果西夏无法平定内部政权问题，金国有责任出兵干预。

金世宗甚至表示，如果西夏国主无法恢复秩序，金国应当出兵平乱，防止任得敬窃取国家权力。最终，金世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往西夏，调查“让国”一事，并决定暂时不接受西夏的贡物。大定十一年（1171），高丽国王王晛向金世宗上表，准备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王皓，理由是依据先王遗训，王位应当传给弟弟。此外，王晛还表达了对其子王晧的失望，认为无法继承王位。

面对这一决定，金世宗心生疑虑，决定再次征询朝臣的意见。丞相纥石烈良弼认为王晛将位给王皓并非出自本心，并列举了几个疑点：“王晛只有一子，而王晛此前曾为孙子生而庆祝，这表明他并非完全打算将位传给弟弟”。右丞相孟皓则认为，若高丽百姓支持王皓继位，金国应当尊重他们的决定。然而，纥石烈良弼的意见仍然倾向于“不必深究”，不应该过于干预外邦的内政。

金世宗最终决定，通过使者向高丽国王王晛发出详细询问的诏书，了解更多详情。完颜靖被派遣为使者前往高丽，但未能见到王晛本人，只将询问的诏书交给了王皓，并返回金国。王皓递交的表文与此前王晛的表文内容一致，金世宗再次征询群臣，大家一致认为，既然已经收到王晛的表文，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处理。

最终，金世宗的决策基本按照原计划进行，不再深究王晛与王皓的关系。与西夏“让国”事件相比，高丽的“让位”问题处理起来相对简单，毕竟双方的交聘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大的影响。对于西夏来说，这一事件代表了金国可能需要考虑是否加强对西夏的控制，毕竟任得敬的崛起可能会影响金国与西夏的交聘关系。事实上，在大定八年（1168），李仁孝派遣的谢恩使已经带着任得敬的礼物向金国进献，但金世宗并未接受。

大定十四年（1174），完颜璋被派遣为贺正旦使，前往南宋进行外交活动。此行中发生了一起较为紧张的事件，南宋方面因不愿起立接见金国使者，发生了“就馆夺书”事件。事件发生后，金世宗派遣梁肃前往南宋详细了解情况。群臣对此意见分歧，有人认为此次事件表明南宋与金国的关系可能会发生由“和”转“战”的变化。金世宗在征询朝臣后，决定与南宋继续维持正常的交聘关系，并强调不能因为担心战争而在外交谈判中一味妥协。

梁肃前往南宋后，宋朝皇帝照常起立接见金国使者，一切按照惯例进行，金宋间的紧张局势很快得到平息。此后，宋朝派遣使者前往金国，请求调整“授书仪”的仪式，特别是希望能改变皇帝亲自起立接书的传统。金世宗对此事犹豫不决，再次咨询了朝臣的意见。纥石烈良弼认为，金国已不再需要过度迎合宋朝的要求，特别是在称臣与恩赐方面，金朝已表现出足够的宽容。左丞相石琚与右丞唐括安礼则认为，如果金国同意宋朝的要求，势必会引发更多的不满，最终可能引发战争。

金世宗最终采纳了纥石烈良弼的建议，决定坚决拒绝宋朝的要求，并告诫石琚等人，“不能因为害怕战争就妥协，不应放弃金国的立场”。因此，金宋之间的“授书仪”最终没有改变，保持了金朝的传统礼仪。